从互动到联动世纪中后期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

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不断强调国民经济对科研服务的实际需要，科学研究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服务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公共政策不再仅依附政府，而是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非官方组织影响，诸如科研院所、私人组织、高校等非政府组织，他们不同程度地拥有了参与公共事务的话语权，使得多方利益相关者在政策过程中开始发挥影响力，公共决策的主体逐渐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决策的民主性得到了提升。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行动指南。2019年11月，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第一次集中概括了教育科学为推进国家治理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一次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加强教育科学研究的总体要求，并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可以看出，作为公益的教育科学逐渐成为影响国家决策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政府越来越重视教育科学的情况下，教育科学开始作为国家实现特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资源配置的途径，成为公共政策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在此背景下，本文期望从20世纪中后期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变迁研究中，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掌握我国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期为我国后续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联动发展提供思路与启示。

一、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内涵及其关系

按照《辞海》的解释，“科学”是对客观事物或现象进行可检验的解释和预测的有序知识系统，是已系统化了的知识，因此，科学的对象是客观事物或现象，结果是形式化的理论内容。从科学的对象出发，科学通常分为研究大自然事物和现象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等）、研究个人和社会的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等）以及将现有知识用于工程和医学等实践的应用科学。科学主要基于研究，其目的是通过研究来影响国家政策，因而，科学通常在研究机构及政府机构中进行。根据“科学”的含义，教育科学可以描述为研究教育现象、教育理论、教育政策、教育规律和教育实践的各门学科总称。教育本身是一个复杂和开放的领域，一方面，它是独立的科学体系，涉及到教育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另一方面，它也经常孕育在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中，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整合和吸收其他科学的方法论为己所用。“教育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交集的关系，它的特殊性不能由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任何其他科学范式来塑造和替代，它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内在逻辑结构、学科边界和学科立场，因此它是另一个体系。”［1］随着20世纪全球公共环境的迅速发展及对其教育的不断影响与介入，世界各国对教育科学的需求和要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教育科学开始作为影响与参与公共领域发展、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为公共政策提供科学指导和决策引领。从这个角度上说，教育科学同社会科学一样，同样具有服务社会决策与指导公共实践的重要功能与使命。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政府十分重视教育智库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成立各种教育研究院，以确保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同样，美国很多社会政策的实施也都要依赖教育科研与实践培训，如劳动部门的就业政策就必须建立在教育科学与调查研究基础上。

“公共政策”主要是指国家通过资源的战略性运用来协调社会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系列政策总称。从政策的主体上说，公共政策的主体是国家和政府，对象是社会事物，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分配社会资源、达成公共目标，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纵观公共政策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任何公共政策都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制定的，因此，公共政策具有基于实践并必须与实践融合的显著特点。正因如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往往是复杂的，但不论何种公共政策，其过程都是基于：发现并提出问题、由问题提升为国家议程、综合问题涉及的各利益关系、保持与各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将政策合理化和法治化、根据各利益相关者的反馈修正政策的逻辑，整个逻辑主要围绕社会问题的提出——各相关者的利益输入——政策的输出三个基本环节，公共政策始终按照公众的利益表达与政府的资源分配这样的一条主线进行。“一项重大的公共政策往往具有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的属性，承载了多项任务，因此，其成功取决于横向上的高位推动和纵向上的社会协调与配合。”［2］因为这其中要牵涉到各种利益组织、机构、受益人或团体，基于自身利益需要的各种外部力量都试图影响公共决策，所以通常情况下的公共政策就是社会各方力量间的协商与制衡的过程，是社会博弈和选择过程。因此，公共政策不仅是政府活动的产物，更是国家与社会联系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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