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女子学堂教育及女学生的文学创作

一、近代女子学堂产生的背景

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学堂——经正女学，开启了我国国人自办女子学校的先声，其源头离不开其附之的特殊时代背景。鸦片战争惊醒了国人天朝美梦，西学东渐之声日渐强烈，东西方文化进入空前繁荣的交流时代。西方传教士在国内创办的教会女学启发了国内女学的萌芽，在多种思想文化的诱导下，中国近代女子学堂在特殊的时代、文化条件中进入肇端。

（一）鸦片战争与西学东渐。长久以来的天朝上国印象让统治者耽于美梦，鸦片战争强力入侵，清政府无力应对，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丧权辱国震惊朝野。这一现实给了统治者沉重一击。张謇谈到《马关条约》时痛心疾首言之：“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1]371但是国内依旧有沉迷于大国之梦的现象，1897年薛福成上呈《筹洋刍议》“自强之权在中国，即所以慑服日本之权，亦在中国，而况中国之才力物力，十倍于日本哉。”[2]533这种看不清国家危机暗藏的短浅目光，随着列强的步步攻击才意识到外强中干的国家内部早已羸弱不堪。

李鸿章曾对伊藤博文说：“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国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3]300举国有识之士纷纷探求挽救将倾之国的各种方法。梁启超曾提道：“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乎国民之智识与能力；而智识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乎国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乎国民之习惯与所信仰。”欲扶将倾之危邦，教育当为重中之重，女性教育于此被推上舞台。

梁启超在《创议设立女学堂启》中指出：“夫男女平等，美国斯盛；女学遍布，日本以强。”[4]225，国外繁荣的女学教育刺激了国内女学的萌芽，“甲午之创，渐知女学”。我国第一所近代女子学堂——经正女学，学习吸收西方女学的办学经验开启了国内女子学堂创办的先河。

（二）男性知识分子的倡导与鼓励。率先提起兴女学倡议，当始为国内先进的男性知识精英分子。他们意识到教育不应该局限于男性，女性缺乏教育是整个国家改革前进的巨大阻碍。正如梁启超所说：“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请备陈其义以告天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5]30仅仅依靠男性知识分子无法担负起救国使命，举全民之力方可有出路。

早在明末清初时期，我国一些思想家就已经提出了正视女性地位的观念。李贽将夫妻关系提至“君、臣、父、子”之前，提出夫妻平等，支持妇女再嫁，婚姻自主。俞正燮《贞女说》《节妇说》《女人称谓贵重》等文，皆力倡男女平等。袁枚以出自女性之手被收入《诗经》的《关雎》《葛覃》《卷耳》论证女子之才敏不次于男子。宋恕提出：“人之生也，得母气居多，其动也，在母侧居多，故女子不可不学，尤甚于男。”他还主张：“男女六岁至十三岁皆须入学，不者罚其父母。”[6]867

梁启超于《时务报》上倡言：“治天下之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7]40-42他还进一步提出：“女学与男学必结合，今之美国，殆将近之矣。故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8]14经过他们不断地言说与努力，为国内女学的创办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在女学的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社会观念对于女性教育的促进。在男性知识分子的鼓励与推动下，兴办女学的意识与呼声逐渐在社会中取得关注与支持。传统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在社会中受到挑战，长久以来备受压迫的女性卑微的地位有了改变。一些学堂在课程设置就规定了禁止女性缠足的要求，拒绝招收缠足女性。清政府也以官方的正式身份于1907年的《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中呼吁国人废止缠足陋习。女性理应接受教育的观念在社会中逐步形成共识。

开放女性教育门禁之后，越来越多支持女性寻求平等地位、鼓励女性接受教育的声音在社会上引起共鸣。创刊于1904年的《女子世界》在其 “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的创刊词中就不断声明对于提升女性地位的重要意义。[9]

社会力量给予了女性改变自身地位，争取教育权利的支持，女性群体也与之配合并自发组织活动。1895年康有为在广东创立不缠足会并推广至其他地区，获得了众多女性的拥护。同时还有众多投入到新闻媒体的女性群体，以其饱满的热情大力开创女性报纸杂志，仅1914年—1920年，创办的妇女报刊就达35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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